国道228线（罗源段）滨海风景道提升工程正式开工

这种观点在现代学者中也颇受欢迎，例如陈壁生认为在进入东汉之后，由于东汉的始祖刘邦（感生帝）与开国君主刘秀（受命王）分为二人，郊祀与明堂的配祀者才得到合理的安排。

又曰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庙学这一概念由庙和学构成，庙是指孔庙。

其中，汉武帝采纳儒生董仲舒建议，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儒学上升为经学，直接促成了孔子地位不断升高。此亦是孔庙从祀由之前重视传经之儒到更加重视传道之儒之重要历史背景及原因。‘国学作为国家级学校的称谓，历代有所变化。汉唐诸儒以注疏《五经》、疏通经文原义为主，受到朝野尊重。实际上，古代国家学府随着历史发展，从汉代开始，逐渐有了国子学、太学、府、州、县学之各个层次的学校，而非仅限于国家最高层次学校，它有似现代国家公立各级各类学校。

[⑤]此外，赵国权、周洪宇《庙学及庙学学、庙学史的学科归属与建构》一文提出庙学学[⑥]，则是学界继孔庙学[⑦]文庙学[⑧]之后的最新提法。[14]宗庙之制，古者以为人君之居，前有‘朝，后有‘寝，宫则前制‘庙以（像）朝，后制寝以（像）‘寝。(3)《孝经注疏》，第47、48页。

）5 《孝经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页。唐注对礼制的刊落，在《孝经》首章已奠下基调。故而儒家虽然强调自天子至于庶人皆应修身行孝，却又有五等之孝之别，以德教加于百姓，对于天子、诸侯之孝的要求则绝不能止于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最终由其所推崇的道家无为之治滑落到了律法之治。

而玄宗注与元氏疏之说，则表现出唐人已经不能明了或不愿理会三老五更礼制本身的背景。52 唐玄宗：《覆卷子本唐开元御注孝经》，《古逸丛书》，第9页。

因此教以臣是说君主或天子也要身行臣道以作示范。然而此为《古文孝经》之章序，玄宗所据《今文孝经》，《事君章》的前章是《感应章》，再前一章方为《谏诤章》。玄宗注：诸侯能行孝理，得所统之欢心，则皆恭事助其祭享也。然则圣人之德，岂云远乎？我欲之而斯至，何患不及于己者哉。

53《孝经注疏》，第11页。]68 《孝经注疏》，第16页。70 《孝经注疏》，第4页。言圣人制此朝觐之法，本以教诸侯之为臣也。

【80】刘炫申之：资父事君，义无以异，而子则微切，臣则犯颜者，父之于子，理无断绝，若使犯颜而争，或发非常之怒，去则不可，居则交恨，骨肉相恶，不可为家……君之于臣，义有离令……故劝其犯颜，许其自退，所以奖直臣，匡暗主，为义重故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的无形化用，使得《周易》易简之理与《孝经》不严而治，不肃而成之旨贯通无碍。

今人因天宝重注《孝经》在天宝二年，便以为玄宗《孝经序》之作亦在此前后，然《孝经序》实作于开元二年三月【10】，早于开元初注的成书。若此，则玄宗注所谓神感至诚而降福佑【48】即成为降福于王者自己之宗室。

55 陈壁生：《孝经学史》，第244页。9 《孝经注疏》，第18页。道德的普遍性要落实在现实中，必然有其礼序，有其差异性，这样的道德方为具体的、真实的道德。【77】刘炫言：此章所陈，虽是臣事，但子之于父，匡救亦同。穆王度时制法，五刑之属三千。则诸侯之卿大夫，亦各放象其君，而行事君之礼也。

20世纪70年代出土的肩水金关汉简中这句话也是写作不及者未之有也【63】。21 唐玄宗：《太上下知章第十七》，《唐玄宗御制道德真经疏》（十卷本）卷二，明《正统道藏》本。

【58】逆乱之说，正是本于《唐律》十恶之罪的名例：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四曰恶逆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宗庙致敬，鬼神著矣。

而郑注所言不仅合于应劭，而且与纬书、《白虎通》《公羊传》等一致。这样一来，对于作为教化者的天子的行孝要求就降低了，对于天子统治和教化对象的其他阶层之人的行孝要求就相对地提高了。

【注：王者父事天，母事地，言能致事宗庙，则事天地能明察也。45 （清）皮锡瑞撰，吴仰湘点校：《孝经郑注疏》，第117、118页。简朝亮亦认为邢昺惟校而已，于《孝经》讲经云然，岂释经云然？而舒大刚谓，《宋会要》记载邢昺等取元行冲疏，约而修之。小成谓仁义等，各自其成，不能大通，故谓之小成尔。

况在人灵？而敢要君，不孝也。【78】孔传与刘炫之所以认为上指君父，是考虑到《事君章》与前章《谏诤章》之关联，《谏诤章》即兼言君与父的问题，故孔传谓臣子之于君父云云。

食三老五更于太学，所以教诸侯之弟也。阮元《孝经义疏》已据《宋史·邢昺传》等文字指出，邢昺实为校定，并未为疏。

与此相关的是，《感应章》亦涉及三老五更礼制问题。陈书亦详细论及唐玄宗不言三老五更之制的问题，但细究此问题者实首见于朱海《唐玄宗〈御注孝经〉发微》（《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9辑，2002年）一文，但二者均未意识到唐玄宗受道家影响的问题，亦未能结合《感应章》申述此问题，故仍有待发之覆。

据此处上意之文，难以想象，身在宋代的邢昺仍称唐玄宗为上。71 简朝亮：《孝经集注述疏》，第12页。此正可见，元氏受诏作疏，其疏与玄宗注之连为一体。正是因此，玄宗天宝重注时，将上半节长幼顺的注文由开元初注的君能顺于长幼，则下皆效上，无不理也【43】改为君能尊诸父，先诸兄，则长幼之道顺。

（《香草校书》，第1029页。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与《论语·宪问》：子路问事君。

究其实，并未如其《孝经序》所言：以顺移忠之道昭矣，立身扬名之义彰矣。）天宝重注时，元行冲已身殁，但是儒臣所再修之疏文亦基本因袭元氏疏，故而仍冠以元氏之名。

【12】亦明确将二书作为教化之用。64《孝经注疏》，第18页。